【康定七箭】胡沛萍| 叙述的轻逸与存在的沉重 ——论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隐蔽的脸》

（本文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本文作者：胡沛萍）

       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源头和文化资源，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远影响的藏族民间文学。在现如今的当代藏族文学中，无论是藏语文学，还是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外，绝大多数都会关涉到这一精神源头和文化资源。当然，在不同的作家那里，如何借鉴、化用这一精神和文化资源，如何在具体的情节结构中串联、编排、改造、内化这些丰富驳杂、斑斓多姿的文化艺术资源，以此表达作家个人设定或预想的文化题旨、审美趣味和思想主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或显著或微弱的差异的。尤其是在那些特别在意自己艺术个性，着意追求个人艺术理念和表达个人审美诉求的作家的创作中，这种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借助这些诸多差异，读者往往能够感受到不同作家竭力探索求新的创作热情，领略到作家谋篇布局的艺术智慧和运词行文的表达才华。阅读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这种感受常常会在审美意绪中激荡飘扬。虽然在当下长篇小说遍地开花的中国文坛上，这样一部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说，确实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鸿篇巨制；但这部花费了作家精力心血的作品，为读者展示的生活世界和审美天地却是别具风采、引人入胜的。它是一部无论在结构安排和叙述视角等艺术表现方面，还是在整体性的审美精神气质上，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的精心之作。尤其是它对在康巴藏地这块独特地域中既延续又新变的生活貌相所做的精心细致的描述和绘写，呈现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这块土地上充满奇异色彩的人事生活和民俗风情，还有充满艺术和文化魅惑的精神气息。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小说所蕴含的艺术魅力，在于作者以气势恢宏的审美气度，以阔大雄浑的艺术笔调和叙述视野，以灵动跳跃的叙述节奏，演绎、描绘、传递了只有在这块大地上才独有的精神气息，并把这种精神气息与普通民众的生命活动与心理意识水乳交融地缠绕、结扣在一起，赋予了它生动鲜活的历史意味和深刻厚重的现实内涵。

       在诸多当代藏族作家的笔下，高原大地上人们的生命活动与宗教信念，是一种血肉相连的同体关系。换句话说，在诸多当代藏族作家的艺术思维和思想认识中，生活于高原藏区的人们的生命活动和心理意识，就是一种被宗教神灵和宗教意识浸染、教化过的日常存在。他们的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无时无刻不受宗教文化观念的支配和影响。这种情形在那些描写、反映发生于久远年代的历史情景和社会生活的作品中尤为明显。

       就这一层面而言，《隐蔽的脸》并没有显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它所展示的基本生活逻辑与样态，以及人们的心理和信念等，与诸多当代藏族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是一个套路，一种模样。但《隐蔽的脸》在叙述上采用的方法，叙述过程中自若灵动的节奏掌控，以及一泻千里的叙述气势，在当代藏族文学创作领域却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探索，显示出了格绒追美在叙述视野上的大气与宏阔，显示了他对自己叙述能力的自信与自我艺术感觉的迷恋，以及他对藏族传统民间文学和文化的熟悉和感悟之深切，也显示了他对藏民心理意识特征的深刻理解。“我有一颗藏人的心灵，敏感而又宿命，多情而又自在。当我徜徉于雪域文字时，我发现天空低垂于我的心头，它总是与大地一起给我一些奇异的征兆，让我体味内心深处和命运的另一种声音，照例，在高僧大德或某个杰出人物的出生描写中，你总能独到关于吉祥异象的生动文字，这让人产生一种亘古怀想，人与大地、天空甚至一朵云彩、一道彩虹和一朵花都气息相通的，它们与你生命息息相关，并为你的生命献上缤纷的花环。这几乎是藏人的普遍心理。”这是格绒追美对藏人精神世界和心理意识的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来自于他生活的环境，来自他的文化背景，来自于他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悟。这些因素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整个创作，包括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他正是带着这种理解和体悟去创作的。“我是一个捕梦者，一个出入梦境内外的藏人，一个用文字记录梦游历程的歌手，可是，虽然我看似被它奴役，却是我自己和梦的主人，对天地而言，我是自由的精灵……在我的一个梦里，莲花生大师曾预言：你终将承接到神秘家族的最后衣钵，成为一个游走于阴阳两界、虚幻和尘世之间的最后诗人，像一个血肉为衣裳的护法之神。我期望这成为我此生真实的归宿，而不是梦的又一次期妄之语。”这“期望”不是“虚妄之语”，它被格绒追美毫无拘束地付诸于《隐蔽的脸》之中。

       在显在的层面，格绒追美没有大张旗鼓地使用已经被众多作家用得烂熟的种种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和叙述技巧，而是非常自觉地借鉴藏地传统民间文学，主要是口传（说唱）文学的叙述口吻、叙述方式和表现技巧，以此来完成文本的建构。在此前提下，《隐蔽的脸》在叙述上获得了畅行无阻的极大自由，作者由此把笔触伸向了可以伸入的任何时空范畴。作为叙述者，小说中那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精灵，以俯视的姿态洞悉一切发生在他所“君临”的土地上的所有事情。由于它的存在，以及由它的身份和超凡能力所决定的叙述视野，使得整部小说具有了一种自由无碍、神采飞扬、轻逸飘荡的审美品质。这是一种具有神游气息和奇幻色彩的品质，真正达到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效果。在这样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精灵叙述者的视野里，小说世界由此而幻化成了超越时空的精神化存在，在审美层面充满了超现实意味。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神游，是具有藏族文化精神特色的神游。它的渊源就是植根在广袤的康巴大地，飘荡在无垠的康巴穹苍下的藏族民间文艺，尤其是与神话、传说、故事有关的口传文学。

       笔者认为，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的说唱文学所特有的艺术思维和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滋养、启发了格绒追美的艺术心智（至少在这部作品中是这样的），并赋予了他艺术勇气和自信，由此使他的艺术精神和审美理念与藏地民间文学所蕴含的艺术精神贯通一气、流脉相承。这部小说是相当典型的藏地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体现。它所包容的叙述内容，采用的叙述方式和讲述故事的口吻，以及内在于文本之中的精神气质，似乎只能属于飘荡着民间文学气息的康巴藏地。就这部小说而言，笔者认为，格绒追美为自己的叙述对象找到了符合其存在特点和精神气韵的叙述方式。二者之间契合无间的关系，就像“鱼翔浅底，鹰击长空”那样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舒展自如。这是格绒追美丰富的艺术经验与康巴大地赋予他的生命体验和存在感悟的恰如其分地结合。这正是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地方和值得赞赏的地方。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理解。

       首先，作品“叙述人”的选择，以及由此决定的叙述视角，非常恰切地应对了作品所要观照的对象。综览《隐蔽的脸》这部小说，可以发现，文本内容涉及到了藏族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和各类传说、故事与神话。至于那些发生在一些小人物身上的传说、故事，以及在局部地方流传的种种故事、传说，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由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含纳着纷繁多姿的藏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因子的“百科全书”式的的艺术文本。作者选材视野之阔大似乎是无限的，由此，作品利用各种可以利用和能够利用的叙述契机，让叙述的线索纵横贯通，伸向康巴大地所在时空的各个角落，试图达到无所不包的效果。从藏民族的起源，到藏地原始文化现象；从佛教传入藏地与本土文化融合后逐渐演化为藏传佛教，到藏传佛教文化从藏地核心地区逻些（拉萨）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从藏族文化典籍的产生流传，到藏地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从民风民俗，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习俗和文化心理等等，凡此种种皆一览无余、包容收纳。阅读这部作品，就像穿行在充满了奇异文化色彩和万花筒似的生活景象的历史隧道里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很明显，格绒追美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对具体、实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的陈述，而更在乎描述和展现一种属于康巴藏地的存在氛围和文化气息，一种属于康巴藏地的精神气象。毫无疑问，他所选择的这种带有奇幻、飘渺色彩的描述对象，用现实主义原则所制约的叙述眼光和笔法是难以胜任的。格绒追美在这一看似是审美技术性的问题上，没有机械地走现代叙事学倡导的纯技术化的路子，而是选择了忠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悟的表达方式。他大概深切地体悟到了，在他生活的那块土地上，人们的精神心理和思维逻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样态。以英雄史诗《格桑尔王传》为主导的民间文学，才是指引、塑造人们精神心理的支配性因素。那里的一切，总是笼罩在一种超越自然和超越现实的精神意念中。这种精神意念虽然说不清道不明，飘忽不定、捉摸不透，但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像幽灵一样萦绕盘旋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尽管随着历史的推进，岁月的淘洗，它渐渐丧失了曾经拥有的超凡威力，但却始终挥之不去，难以消弭。有了这种认识和体悟，格绒追美就需要为文本叙述的展开，选择一个适合其特质的叙述视角或叙述者。

       前面说过，这是一部堪称康巴藏地“文化百科全书”式的作品。里面的故事情节涉及到了藏地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都带有传说、故事意味，乃至神话色彩和气息，甚至可以说就是传说、故事、神话的一个大汇集。这一情形在小说的前半部体现的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叙述对象，中规中矩的讲述显然难以驾驭，最为合适的叙述视角只能是在俯身鸟瞰、综览全局的统领之下，让叙述灵动跳跃、自由无碍。这种叙述与民间文学中传说、故事、史诗的叙述方式在精神上是相同的，尤其是与包含着巨大文化信息的史诗在叙述上更为相近。因为为了讲述无所不包的内容，只能选择一个无所不知的讲述者。如此一来，选择一个凌驾于一切之上，不但清楚自己的前生后世，还洞悉、明了一方土地上各个神灵和诸多生灵的前生后世之命运的叙述者，就是最佳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格绒追美寻找到了最为恰切合适的叙述视角。他选择了一个无所不知、上天入地，正行进于投胎转世路上的精灵，作为文本大部分故事情节的叙述者。让他以洞悉一切的心智，自由无碍地讲述发生在康巴大地上的一切生命活动和诸多人物的可知的、不可知的命运，讲述那些已经流传久远和正在不断产生、流传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同时还以无比犀利的眼光窥探、透视神灵鬼怪和芸芸众生的灵魂世界与情感波澜。这个精灵一般的叙述者，就像演说《格萨尔王传》的“仲肯”一样，具有超拔的演说能力。小说设置、安排这样一个通灵、自由、无所不能的叙述者，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地应对了被观照、被陈述、被描绘的对象，也完全应和了氤氲着宗教文化气息的广袤大地上繁茂发达的民间文化盛景，应和了康巴藏族民间文化对广大民众精神心理和日常生活行为深刻影响的现实境况。如果联想到宏大壮阔的《格萨尔王传》这一英雄史诗充满瑰丽想象和神奇意味的传唱形式，就能够更为真切地体会到格绒追美安排这一叙述者的精妙之所在。

       历史久远、卷帙浩叠的《格萨尔王传》之所以能够千载而下、传唱不衰，且不断得以增续丰富，是因为在藏区存在一种有着“奇异功能”的人，他们担负着说唱《格桑尔王传》的神圣使命。他们或是托梦者、或是神授者，或是获取了伏藏的人。不管是哪种说唱者，他们都会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境下，被赋予超出常人的演说能力和超强的记忆能力。他们在演说《格萨尔王传》时，通过举行特定的说唱仪式，在精神意识和表达能力方面，已经完全超越了正常的心智和行为规范，处于一种近乎自由无碍、迷狂疯癫的神奇状态。关于此种说唱情景，在藏地的民间社会已经成为民众接受《格萨尔王传》的特殊形式。在当代藏族文学创作中，不少作家对这一神奇的情景也多有描述。可以说，这种带有藏族民间文化特色和精神信念的说唱形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模式和艺术创作过程，同时也积淀成了藏地民众的一种精神意识，甚至是人们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如此一来，像《格萨尔王传》这类口传形式的叙述故事，就在藏族民众心目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藏地民众心目中，演说《格桑尔王传》的那些人就是上天派来的有着特殊能力的“精灵”，他们神怪附体、禀赋异常，至少在讲述“格萨尔王”的故事方面，是拥有超拔能力的“异人”。他们无所不晓、洞悉世事，他们的演说就是对历史“事实”的重现。他们所演说的那些来自悠远年代和无限空间的种种奇幻故事，就是先祖们曾经经历的“真实”生活。他们所演演述的故事，由此被赋予了印证历史的强大功能。事实上，不仅仅是关于《格桑尔王传》的传唱具有这种极具地域民族特色的文化功能，那些流布于广袤高原上的其他民间艺术，大都承载着这样的文化功能，并由此对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绒追美是在这种文化情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也由此获得了跳跃灵动的艺术灵感。在小说中安排一个可以穿越时空、无所不知的精灵作为叙述者，以他的视角讲述来自悠远历史和近在眼前的种种传说、故事，以他的眼光审视、呈现康巴大地上的纷繁复杂的人事景象，对于《隐蔽的脸》这部小说而言，可以说是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艺术视角。因为有了丰富驳杂且历史久远的民间文化作为坚实的根基，有了充满奇幻色彩的民间文化思维逻辑作为艺术灵感的激发源，格绒追美所选择的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就蕴含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和文化魅力。这种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最值得称道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是尽可能按照藏地民间文学的思维逻辑来构建艺术文本的。那些能够被广大民众欣然接受的神话、传说和故事不断被“历史化”、“生活化”的过程中，会在人们精神世界里撒下难以泯灭的种子。对于生活在康巴大地上的普通民众来说，那些飘荡在幽深久远时空中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往往就映照和预示着他们的前生后世。既然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此重要，有如此效果；那么，通过无所不能的精灵的讲述让它们复活，然后使他们与现实，与当下的生命存在建立密切的关系，就是对整个生命存在的一种高屋建瓴式的把握。《隐蔽的脸》通过选择无所不知、自由无碍的叙事视角和叙述方式，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这样的艺术目的。

       其次，《隐蔽的脸》的叙述方式透过生活表象，既呈现了康巴大地的精神命脉，也非常恰切地展现了康巴大地上现实生命活动的某些特征。由此可以说，这部小说通过一种飞扬轻逸的叙述，在高度概括的宏观视界里呈现了康巴大地上的生命景象。而这种生命景象在形式上也是以“故事、传说”的形态呈现的。《隐蔽的脸》所描述的人情世故驳杂繁多，所描绘的民情风俗比比皆是，出现的人物不胜枚举，只要是关联到了人物，都要拉拉杂杂交代几句，作品中仅活佛这一形象就出现了不少，让人有些应接不暇。从作品的紧凑性、集中性上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凌乱、散漫，枝枝蔓蔓。但小说在叙述上又始终遵循着一个纲领性原则，那就是以讲述民间传说和故事的口吻来演说文本中所涉及到的一切人情世故。阅读《隐蔽的脸》会明显地感觉到，整部小说都氤氲升腾着充满了未知的“神秘”气息。小说中的一切人事都可以归于传说，或者说都是以传说、故事的口吻讲述出来的。“一经发生，皆为传说”，可以说是这部小说讲述故事、铺成情节的指导性原则。作品除了不断引申、演绎原本就存在的古老传说和故事外，即使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也会在转瞬间变成传说与故事，就此被染上神奇色彩，被赋予神奇意味。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情景是“梦”，而几乎所有的“梦”都会与因果报应发生联系，都与那块大地上延续的文化精神和宗教意识有着精神层面上的紧密关系。在格绒追美的认识理念和生活体验中，康巴大地上的生命存在无时无刻不受地域民族精神意念的影响与支配。梦与现实紧密交织、合二为一；现实充满满梦幻，梦境昭示着现实。“藏人的心理结构里，梦也是一个重要的生命象征物，梦里总是显现一些预兆或某个精灵发出的警告，活佛或卦师卜卦是，梦示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参考之一。关于梦，藏人的探究十分深刻。莲花生大师对于梦，也有一篇精彩的开示。”由于“梦”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现实昭示力量，现实中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命定”的方式在生命的轨道上行进，所有的一切都有事前或事后的预兆或结局。脆弱的肉体和愚钝的灵魂无论如何地疲于奔命和精细算计，也逃脱不了被支配、被主宰的命运。即便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精灵，也躲不过生命轮回的“劫难”，在偶然中被放逐到苦难的人世间遭受七情六欲的煎熬与折磨。而这一切都终将演变为亦真亦幻的传说和故事，在康巴大地上流传散播。这就是格绒追美精神世界中康巴大地上生命存在的基本景象。而《隐蔽的脸》所着力营造和描绘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景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认为，《隐蔽的脸》这部小说用民间说唱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叙述视角和演说基调，完成了对康巴大地上生命活动的某些特征的概括性把握，它艺术地呈现了由这块土地上的一些独特文化所孕育出的精神气脉。

        虽然在叙述上采取了一种带有民间文学特色的讲述方式，使作品溢流着轻逸飞扬的审美气息；但《隐蔽的脸》所讲述的所有故事的内核，却也蕴含着生存的苦难和人世的艰辛。在飞扬轻逸的叙述体式中，沉浮的是一幕幕让人嗟叹沉痛的人间悲喜剧。作品以看似轻松的叙述笔调，书写了康巴大地上几个村庄里不同的几个旧式家族由盛到衰的艰难历程。透过那些飞扬轻逸的讲述，揭开那些弥漫奇幻色彩的传说、故事的面纱，当理性的目光直达人们现实生活的底部时就会发现，尽管带有奇幻色彩的传说、故事无处不在，让人眼花缭乱，但主宰人们悲喜仇怨的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实。民间文学带有奇幻意味的艺术精神滋养了格绒追美的审美思维，但脚踏实地的生活经历和真切的生命体验却也使他无法超然世外。他的情感与肉体依然紧紧匍匐在沟壑纵横、草木繁茂的广袤大地上，真切地感受着春夏秋冬的流转，体味着一切生命的哀叹与幽怨。正因为如此，他没有让虚幻超越一切、凌驾一切，没有让精神的飞扬遮蔽存在的苦难，没有让轻逸的叙述掩饰人性的悲哀，没有让夸饰的手法摒弃应有的人文关怀。爱与恨、生与死、悲与喜、哀与痛，这些表征着生命挣扎迹象的景象，仍然是人间大地的基本色调。以传说、故事的笔法叙述，可以让的人的精神飞扬，心灵得到安慰，从而获得短暂的超脱；但返回苦难深重的大地，是众生无法逃脱的宿命。在那里，所有生命都需要领受命中注定的“劫难”。即使是精灵般自由无碍的叙述者也难逃此劫。在这一点上，格绒追美承续的依然是民间文学的精神气脉。只不过他所承续的这种精神气脉，很大程度上被惯常认知中的那种精神气脉所掩饰、遮蔽了。

在一般的阅读经验中，藏地民间文学演绎的要么是民族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如《格桑尔王传》中对格萨尔大王英雄事迹的演绎与歌颂；要么讲述、描绘普通民众的生活情状，表现底层民众的聪明才智，如《阿古顿巴》、《尸语故事》中的主人公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和机智幽默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是关于宗教文化和风物民俗的故事，此类作品最为常见。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民间文学，留给人们的印象大都是对藏民族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坚韧智慧等优秀品质的表现和颂扬。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格桑尔王传》和《阿古顿巴》。它们既是藏民族引以为豪的艺术精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化艺术园地中的瑰宝。对于这两部作品的认知和阐释，最有影响力和最具权威性的看法是，主人公所表现的精神和智慧，是对藏民族勇武精神、英雄主义气概和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的生活智慧的表现和赞颂；同时作品中的内容是对藏民族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的描述和反映。比如对《格萨尔王传》的评述：“它通过对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服四方、降伏妖魔、除暴安良、造福人民的英雄业绩的描绘，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伟大斗争。这部史诗在广阔的背景下，以恢宏的气势，高度的艺术技巧，反映了古代藏族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社会的基本结构形态；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和崇高理想；描述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及其逐渐走向统一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对《阿古顿巴故事》的评述是：“阿古顿巴的故事，有突出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例如，富于斗争精神，主动自觉，不相信命运，不管站在自己前面的权势人物如何霸道、如何狂妄，总是开动脑筋找到巧妙的办法，把对方击败。篇幅一般短小精悍，语言风趣，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给听众很多好的教育和精神享受。”[从这两部民间文学作品所描写和反映的某些侧面看，这种认识和阐释是非常合理的。但从它们所包含的题材内容的广博繁杂来看，这种概括性认识显然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就《格桑尔王传》来看，它所包含的内容和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仅仅用勇武刚毅、英雄主义气概、造福人民，以及伦理指向很明确的政治、宗教斗争等说法，是无法全面概括的。在笔者看来，像《格桑尔王传》这类演说藏民族历史的民间史诗性作品，在颂扬、推崇那些令人引以为豪的民族杰出人物的同时，其实也是人间苦难的形象“记录”。有众多民间艺人演唱的宏大博杂的《格萨尔王传》，何尝不是对藏民族艰辛足迹与历史波折的记叙。“《格萨尔》说唱艺人在演唱时，经常用这样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域完成业果。’这是与古代藏族先民的‘三界宇宙观’是相一致的。也可以归纳为‘诞生篇，降魔篇，地域篇’。‘诞生篇’讲的是诸神在天界议事，决定派天神之子格萨尔到世间来，降妖伏魔，拯救黎民百姓出苦海，格萨尔诞生在‘岭国’。‘降魔篇’讲的是格萨尔征战四方、降妖除魔、抑强扶弱、安良除暴、惩恶扬善、造福百姓的英雄业绩。是史诗的主体部分。‘地域篇’讲的是格萨尔降妖伏魔后，又到地域，拯救堕入地域的母亲和爱妃，以及一切遭受苦难的众生，然后返回天界。”无论是“诞生篇”、“降魔篇”，还是“地域篇”，英勇无畏的格萨尔都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生死劫难，而格萨尔之所经历那么多艰难困苦和生死之劫，根源在于人世间充满了不幸与苦难，艺术世界里的不幸与苦难，难道不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不幸与苦难的反映吗？而《格萨尔王传》中那么多征战杀伐场面的描写，又何尝不是人间苦难的映射呢？

       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承续的正是这样一种民间说唱的艺术精神。格绒追美没有被那么多亦真亦幻的传说、故事，以及来自远古时代的带有奇幻色彩的神话遮蔽透视现实的目光，而是穿越笼罩在康巴大地上的重重迷雾，以尖锐的笔触描述了诸多家族的艰辛历史。生命的脆弱、欲望的膨胀、可悲的挣扎、无法治愈的怪病、痛苦的死亡，以及诸多家族无法挽回的衰败景况，就是“定姆”河谷几个村庄轮番上演的人间悲喜剧。就像《格萨尔王传》这样以传唱形式流传的民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族苦难历史的演说一样，《隐蔽的脸》借鉴民间传唱文学的表现形式，以看似轻逸的表达方式呈现了发生在康巴大地上的人间苦难史。这使得这部小说包含了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小说后半部分表现的更为鲜明。

       在具体的结构安排上，也许是出于叙述内容转换的需要，小说在叙述上有一个明显的转折，那就是，以作为叙述者的精灵的投胎转世为界，小说在故事层面被分成了有着较为显著区别的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更多地以引述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为重心，以“局外人”的眼光穿插讲述人世间的种种现实景象；后一部分，叙述的重心落在现实生活上，主要以投胎转世后的“我”的所见所闻为主线，讲述几个村庄和相关联的几个旧式家族间的衰落、兴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期间又穿插引述种种带有奇幻色彩的传说与故事。由于作者始终以民间文学的思维模式和口吻讲述故事、安排人事结果，因此，无论前后两部分在内容上有何差异，其艺术风貌和审美效果却是相同的。用轻逸、飞扬的叙述基调，讲述和呈现康巴大地的沉重历史与严峻人生，是这部小说内容层面上的整体审美取向。格绒追美依据自己对民族地域文化的理解和对地方史、村落史的考察，以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宇宙观、人生观、生死观为指导性理念，用说唱文学特有的语调和口吻，描述与自己生命历程密切相关的历史和现实。这既是他对民族传统民间文学的一次巡礼与致敬，更是他通过艺术手段进入历史与现实的成功尝试。

      《隐蔽的脸》是格绒追美倾力创作的一部有着深厚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的小说，是当代藏族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它的值得称道的地方还在于，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用恰当的叙述方式演绎了藏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和村落生命的悲喜苦乐，以现代人的眼光，让隐秘的地方史和驳杂的传统文化在艺术文本中复活。在对传统文化和地方史的描述和追溯方面，当代藏族文学中还没有其他作品像《隐蔽的脸》这样，能够以如此飞扬、宏博的方式演说地域文化的精神血脉和地方村落的历史。当然，这部作品也有一些较为显露的缺憾。因为内容上的纷繁驳杂，以及叙述上的过分自由飞动，整部小说艺术思维上的跳跃性不但巨大而且频繁，从而使得作品线索有些杂乱无序，缺乏必要的连贯性。除此之外，也许是作者野心太大，试图让作品包罗万象，容纳囊括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于是让所有的人事纷争和生活图景全景式地进入自己的叙述世界，结果在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上造成了一种混沌不清的模糊感。与此同时，小说人物众多，但少有个性鲜明者。作者几乎把自己所听闻到的和虚构出的各色人物都纳入到叙述中，并且分别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类遭遇。这样一种人物选择与安排也许是作者刻意追求的，有其个人的审美意图；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形象的零碎模糊，可能会增加接受难度，降低其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审美效果。好在小说中的那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始终贯穿全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小说线索的模糊和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的缺憾。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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